作品特点

　　石涛工诗文，善书画。其画擅山水，兼工兰竹。其山水不局限于师承某家某派，而广泛师法历代画家之长，将传统的笔墨技法加以变化，又注重师法造化，从大自然吸取创作源泉，并完善表现技法。作品笔法流畅凝重，松柔秀拙，尤长于点苔，密密麻麻，劈头盖面，丰富多彩；用墨浓淡干湿，或笔简墨淡，或浓重滋润，酣畅淋漓，极尽变化；构图新奇，或全景式场面宏阔，或局部特写，景物突出，变幻无穷。画风新颖奇异、苍劲恣肆、纵横排奡、生意盎然。其花鸟、兰竹，亦不拘成法，自抒胸臆，笔墨爽利峻迈，淋漓清润，极富个性。石涛的绘画，在当时即名重于世，由于他饱览名山大川，“搜尽奇峰打草稿”，形成自己苍郁恣肆的独特风格。石涛善用墨法，枯湿浓淡兼施并用，尤其喜欢用湿笔，通过水墨的渗化和笔墨的融和，表现出山川的氤氲气象和深厚之态。有时用墨很浓重，墨气淋漓，空间感强。在技巧上他运笔灵活。或细笔勾勒，很少皴擦；或粗线勾斫，皴点并用。有时运笔酣畅流利，有时又多方拙之笔，方圆结合，秀拙相生。

 

　　从传世作品看，石涛在画史上不仅称得上是一个有创新才能的画家，同时也是创作题材广泛的多产作者。石涛的表现手法富于变化，又能独特、和谐地统一为自己的风格特色。他的绘画风格变化同他的生活经历有密切关系，他一生游历过广西、江西、湖北、安徽、浙江、江苏和北京等地，自然界的真山真水赋予他深厚的绘画素养和基础，他在自然的真实感受和探索中加以对前人技法长处的融会，因而他对绘画创作强调「师法自然」，把绘画创作和审美体系构成为「借笔墨以写天地而陶泳乎我也」。石涛是一个僧人，他从禅门转入画道，因而他的画风似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意境，无论是山水、人物、还是花卉、走兽都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当然，「搜尽奇峰打草稿」是石涛绘画艺术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关键。

 

　　对后世影响

 

　　石涛作画构图新奇，无论是黄山云烟，江南水墨，还是悬崖峭壁，枯树寒鸦，或平远、深远、高远之景，都力求布局新奇，意境翻新。他尤其善用“截取法”以特写之景传达深邃之境。石涛还讲求气势。他笔情恣肆，淋漓洒脱，不拘小处瑕疵，作品具有一种豪放郁勃的气势，以奔放之势见胜。对清代以至现当代的中国绘画发展产生了

 

　　极为深远的影响。有《搜尽奇峰打草稿图》、《淮扬洁秋图》、《惠泉夜泛图》、《山水清音图》、《细雨虬松图》、《梅竹图》、《墨荷图》、《竹菊石图》等传世。著《苦瓜和尚画语录》，阐述了他对山水画的认识，提出一画说，主张“借古以开今”，“我用我法”，和“搜尽奇峰打草稿”等，在中国画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5]

 

　　所作《画语录》被后人奉为经典著作

 

　　石涛身为明宗王室后裔,却生不逢时。年幼时,国破家亡,3岁削发为僧,随家仆逃至武昌,才得以活命。随着命运不停地在流转,不难发现,石涛的绘画风格亦随之变幻。

 

　　十余岁的他,虽少年,但绘画天赋渐露。但多以白描画的方式出现。目前所见其最早期作品《山水花卉册》(1657年作),以干笔为主,用笔稚拙,偶尔皴以淡墨。约在1666年,石涛前往安徽宣城,因缘际会,结识梅清(1623-1697年,安徽宣城人,素有“黄山巨子”之雅称,是宣城画派的代表人物)。身居宣城十五年间,两人颇为投缘,结为画坛知音。翻阅石涛的黄山代表画作,足见梅对其影响最为深远。如《独峰石桥图轴》、《黄山八胜图册》,尤其是后者,应该是石涛早期从艺阶段最具代表性的一幅作品,在很多画法上,他吸收了梅的柔和,但个性中的恣意通过多变的绘画风格,暴露无遗。

 

　　康熙十九年(1680年),石涛迁至南京，后又前往扬州。而这一期间,他生活极为艰难,却创作了此一时期最具有“点”风格的作品,并被他名为万点恶墨图(即恶墨、丑墨、邋遢墨……),其艺术创作亦迎来新的高峰期:恣意的个性,甚至狂妄,通过“点”之墨法,猛烈地爆发出来。身居两城之际,石涛曾两度受康熙帝召见,而后心情大变,怀抱着一颗恭维心,进京报效皇帝。然而,在京城期间,时逢正统派绘画占主流之际,京派画坛似乎不欢迎他这个“狂妄之徒”。后又因机缘接触五代与北宋时期山水名作。天生悟性超强的石涛,无意间迎来艺术生涯中的创作峰巅期。其绘画风格亦发生转变,从恣意激烈转至厚重沉稳,所留代表作,如《搜尽奇峰打草稿长卷》、《游华阳山图轴》等。不但大局画面有深思,而且细微处有技巧处理。

　　

然而“功名”幻灭,几经人间辛酸冷遇,石涛幡然醒悟。1690年冬天,时年56岁的他,怀着极度苦闷的心情,黯然离京,重返扬州。痛定思痛后,石涛蓄发改道,自取别号“大涤子”,开始潜心一志研究绘画理论,并撰写成《画语录》,被后人奉为经典著作。翻阅其晚年这一时期的画作,以《设色云山图》为佳。不过,作品多,品质却参差不齐,甚至被后世指出“不洁净”。

 

　　吴冠中认为石涛是现代美术的起点

 

　　谈起石涛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吴冠中曾指出“中国现代美术始于何时,我认为石涛是起点。”他认为,石涛开创了“直觉说”、“移情说”的艺术观念,事实上远早于西方美学有关理论。

 

　　看石涛的作品,全是有感而发,而他的感受更是直接从视觉形象中得到启示,他对形式美有独特的敏感。在该文中,吴冠中还分析,“一反陈腔滥调的山水画程式,石涛的作品直接来源于生活,他表现的都是身处真山真水间的亲切感受,且近景、中景居多,活泼泼的山、水、树、屋就近在眼前。”

 

　　北京大学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所研究员、画家刘墨亦表示,石涛的画很少依赖已经形成的固定风格,他是凭自然的性之所至而变化。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国家一级美术师梅墨生在解读石涛论坛上曾言,20世纪的中国绘画是绕不过石涛。

 

　　晚年作品“粗疏草率”或与卖画应酬有关

 

　　纵观石涛生前身后世界,两百余年来,后人对其追捧与争议一直未有停歇。就近现代名家、大家来讲,以扬州八怪、张大千及傅抱石都是非常之“石迷”。从多家言论来看,捧、赞石涛的声音似乎盖过批判的厉声。然而,人无完人。在中国美术史的长河里,石涛在现代美术发展中的地位无可否认,但站在严格的理法角度,其艺术弊病也理应引起反思。

 

从近现代大家的批判声中,泼冷水最多的当属近现代画大家、学者黄宾虹,其次为赵之谦(1829-1884年,中国清代著名的书画家、篆刻家)。在综述石涛一生艺术水平时,黄宾虹在《虹庐画谈》中直接点到石涛痛处,“清湘老人(石涛),早年极能工细,凡人物鸟兽花卉,时有所见。生平所画山水,屡变屡奇。至其晚年,凡署耕心草堂之作,多粗枝大叶,且用拖泥带水皴,实乃师法古人积墨、破墨之秘。”对此,在进一步分析石涛晚年艺术遗憾上,著名美术史论家徐建融认为,“晚年的一些作品,也许与卖画应酬有关,粗疏草率,艺术水准明显趋向低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