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举措
行政
孝宗吸取秦桧长期位居宰相，形成盘根错节势力的教训，大大缩短了宰执的任期。孝宗时刻提防宰执发展个人势力，结成朋党。孝宗还十分严格地遵守外戚不预政的“家法”，成功地防止了如同后来韩侂胄、贾似道以外戚擅权揽政的局面。在宰执集团内部的宰相与执政的关系上，孝宗也力图使参知政事成为牵制宰相的力量。
北宋初年，参知政事的设立，确实起到了分割、削弱相权的作用，而且宰执间议论政事，“自相可否，或至面相切责，退不相衔。”但是,“元丰改制”后，参知政事废而不置,其职事归中书、门下侍郎和尚书左右丞，成为宰相的属官。南宋建立后,虽复置参知政事一职，但其地位、权力和作用已不能和初设时相比。
此外，孝宗还加强台谏官的监察职能，其主要目标是针对宰执集团，尤其是针对宰相的。首先，孝宗将台谏官的除授权控制在自己手中，以切断宰相与台谏官之间互相援引、倚为鹰犬的关系。孝宗勤于理政，在南宋诸帝中还是出类拔萃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蚤夜孜孜不敢怠惶，每日灵时已无一则自事，思日：岂有未至者乎?则求三两事反复思虑，唯恐有失。”(《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四十九)以致在他禅位光宗的前一天还在亲自除吏。通过对孝宗理政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在他日理万机，事必躬亲的背后，隐藏着他对大臣百官的不信任，唯恐被他们蒙弊。
军事
在军事上，整军兴武，孝宗在五年间，举行了三次大规模的阅兵，还积极选拔将领，自己也学习骑射。南宋的军队战力有很大的提高。
南宋的政局需要不断的扩充军事力量，在内地和边防增招兵员，但是鉴于当时养兵费用浩繁，宋孝宗大胆改革军事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义兵制。“籍民家三丁取一，以为义兵，授之弓弩，教以战阵，农隙之时，聚而教之。”义兵制的实质在于寓兵于农。义兵既不脱离生产，又不荒废教阅，既壮大了军事力量，又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当时四川地区共有义兵5.3万人，与等额官军相比，每年节省财政开支六七百万。采取义兵制也是迫于当时国家的需要，一方面军事力量不足难以抵御外侵，一方面国内经济尚需发展，民不富裕，财政压力大，因而只能采取此种能稍稍两全之策。像选拔文官一样，宋孝宗非常重视军事人才的选拔，要求各地荐举将领不受等级和数量的限制，经武举考试合格者，还必须到军中涪熟军政7年，枢密院设置诸军大小将领的花名册，以备随时抽验考核。
经济
发展经济，首先在于减轻人民负担。宋孝宗不仅屡次下诏减轻人民负担，而且注意实效。例如，南宋初年以来，经常提前征收本税季的田赋，称为“预催”。夏税虽然规定是八月半纳毕，而主管税收的户部却规定，七月底以前就要送到首都临安。到宋孝宗时，已提前到五月，甚至四月送到户部，各地必须三、四月就要征收，而此时的农作物根本没有成熟，虽然多次下诏禁止，但户部并不执行。因为，每年四、五月间指靠预催到的61万贯折帛钱供开支使用，若不预催，“恐至期缺误”。淳熙四年（117），孝宗得知后就说：“既是违法病民，朝廷须别作措置，安可置而不问。”于是参知政事龚茂良提出，将户部原先每年八月向南库借的60万贯钱，提前到四月上旬借用，“户部自无缺用，可以禁止预催之弊”。宋孝宗随即下诏，此后必须按照规定时间收田赋，违者劾奏。拖延多年的预催问题，在宋孝宗亲自干涉下终于得到解决，至少在宋孝宗时期因而“民力少宽”
宋孝宗经常督促地方官兴修水利，“勉农桑，尽地利”，指出“水利不修，失所以为旱备”[11]，而且注重水利的实效。如在淳熙二年（1175）时指出：“昨委诸路兴修水利，以备旱干，今岁灾伤，乃不见有灌溉之利，若非当来修筑灭裂，即是元申失实”，并对江东路失职官员给予降官以示惩罚。孝宗时“水利之兴，在在而有，其以功绩闻者既加之赏矣，否则罚亦必行，是以年谷屡登，田野加辟，虽有水旱，民无菜色”[12]，虽不无夸张，但大体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世界上最早由国家发行纸币（会子），还是高宗末绍兴三十年（1160）的事。此前的纸币（交子）是四川地方发行用于四川地区。会子是用楮木皮造的纸印制的，也称楮币，或只称楮。宋孝宗即位之初的隆兴元年（公元1163），即下诏将会子加盖“隆兴尚书户部官印会子之印”，以表明是由朝廷户部发行的纸币，增加其权威性，以促进其流通。宋孝宗对会子十分关心。“楮（会子）未至于滞（指民众不信任而难于流通）也，而已虑其滞，隆兴元年广行堆垛本钱（即纸币发行的准备基金）以给之；楮未至于轻（指贬值）也，而已虑其轻，淳熙二年多出金银以收之；楮未至多（指发行量过多）也，而已虑其多，淳熙三年更不增见（现）在之数。故赵雄谓圣虑深远，不复增印，民间艰得，自然贵重而楮币通矣。”即是对宋孝宗纸币政策的评价。由于政策恰当，保持了纸币币值的稳定与流通，不仅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是宋孝宗时社会经济繁荣兴盛的反映。
轻徭薄赋方面如宋孝宗在取消无额上供钱时说：“既无名额，则是白取于民也。”又如遇到灾荒，宋代例将当年税赋移到丰收年，分为二或三年补纳，孝宗也说既是灾荒，不应再收税赋，下诏不准到丰年再补收。福建路兴化军（今福建莆田）自建炎三年起每年以“犹剩米”为名，额外征收2.4万多石供应福州，孝宗于乾道元年（1165年）减去一半，至乾道八年又将剩余部分全部减免。又如徽州（今安徽歙县）自唐末五代初陶雅任郡守（任职自唐景福二年至后梁乾化三年前后，893—913年左右）时，增收的额外“科杂钱”1.2万多缗，一直沿征了260多年，直到乾道九年才免除，等等。
文化
宋孝宗一改北宋后期与南宋初期，树一派打一派的学术政策，他对主流学派王安石新学及新兴起来的程朱理学，采取兼容并蓄、共同发展。宋孝宗虽也对新学有一些微辞，但对理学派攻击新学推崇理学却并不支持，如乾道四年，太学录魏掞之攻击“王安石父子，以邪说惑主听，游人心，驯致祸乱”，“请废王安石父子从祀，追爵程颐，列于祀典”，不仅不予理会，还将他出为台州州学教授。
而沉寂了三十多年的苏氏蜀学，在宋孝宗即位后重新兴起。宋孝宗为苏轼文集作序赞扬，并追谥苏轼“文忠”、苏辙“文定”，追赠苏轼太师，对苏氏蜀学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正是宋孝宗倡导的百家争鸣、共同发展的学术环境，才使得58岁的朱熹，在淳熙十四年也不得不说：“若诸子之学，同出于圣人，各有所长，而不能无所短”。
在随后举出的诸子中，不仅有理学派代表人物，也有新学派的王安石和王雱，以及蜀学派的苏轼。由于有这样的社会环境，才造就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文人学者，正如南宋末年著名学者黄震所称许的，孝宗乾（道）淳（熙）时，“正国家一昌明之会，诸儒彬彬辈出”。其时，不仅有著名的思想家朱熹、陆九渊、陈亮、叶适；还有著名的文学家，如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尤袤，著名词人辛弃疾等，他们都活跃在宋孝宗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