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程若韩书（清）方苞
来示欲于志有所增[1]，此未达于文之义法也[2]。昔王介甫志钱公辅母[3]，以公辅登甲科为不足道，况琐琐者乎？此文乃用欧公法，若参以退之、介甫法，尚可损三之一；假而周秦人为之，则存者十二三耳。此中出入离合，足下当能辨之。
足下喜颂欧公文，试思所熟者，王武恭、杜祁公诸志乎？抑黄梦升、张子野诸志乎[4]？然则在文言文[5]，虽功德之崇，不若情辞之动人心目也，而况职事族姻之纤悉乎？夫文未有繁而能工者，如煎金锡[6]，粗矿去，然后黑浊之气竭而光润生。《史纪》、《汉书》长篇，乃事之体本大，非按节而分寸之不遗也[7]。前文曾更削减，所谓参用介甫法者，以通体近北宋人，不能更进于古，今并附览，幸以解其蔽。必欲增之，则置此而别求能者可也。
注释：
[1]欲于志有所增：对于墓志的内容，希望能有所增补。“志”当指程若韩请方苞写的一篇墓志。[2]达：明白。[3]“昔王介甫”句：王安石为钱公辅之母作墓志铭，未书钱得甲科（中进士）及官通判事，钱不满，要求增入。王安石不同意，认为登甲科及当官并不足以使父母荣耀，因为这种事情，“苟粗知为辞赋，虽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7”即使“贵为天子”，而“不能行道”，也不值得一提。王安石还对钱说：我的文章不能改，如你一定要有所增补，就把文章还给我，你另请高明。〔见王安石《答钱公辅书》）[4]“王武恭”二句：指欧阳修《武恭王公神道碑》、《杜祁公墓志铭》、《黄梦升墓志铭》、《张子野墓志铭》。方苞认为，前两篇所记，虽为国公首相，文章篇幅极长，历数其官爵事迹，但并不动人心目。倒是后两者俱为作者朋友，虽无高官显迹可记，写来却情辞并茂，颇为感人。[5]在文言文：就文论文。[6]煎：熔炼。[7]“《史记》”三句：意为《史记》、《汉书》里的文章多长篇，那是因为所写的事情本来就很大，而不是由于作者不懂得文章需要简洁，巨细不遗地桩桩件件都要写到。
此文主要论古文“义法”的一个方面：精练。文中指出，“文未有繁而能工者，如煎金锡，粗矿去，然后黑浊之气竭而光润生。”在意思上，与《古文约选序例》所谓“澄清之极，自然而发其光精”，是一致的。作者提出精简的原则，对于记人，在于选材以表现人物的精神品格为准，而不必去琐琐罗列其官职功业；抓住了精神品质中最有光彩的东西，便能情辞动人心目。作者的一些记人的“传”、“志”，是这一原则的很好的实践。
足下喜颂欧公文，试思所熟者，王武恭、杜祁公诸志乎？抑黄梦升、张子野诸志乎[4]？然则在文言文[5]，虽功德之崇，不若情辞之动人心目也，而况职事族姻之纤悉乎？夫文未有繁而能工者，如煎金锡[6]，粗矿去，然后黑浊之气竭而光润生。《史纪》、《汉书》长篇，乃事之体本大，非按节而分寸之不遗也[7]。前文曾更削减，所谓参用介甫法者，以通体近北宋人，不能更进于古，今并附览，幸以解其蔽。必欲增之，则置此而别求能者可也。
注释：
[1]欲于志有所增：对于墓志的内容，希望能有所增补。“志”当指程若韩请方苞写的一篇墓志。[2]达：明白。[3]“昔王介甫”句：王安石为钱公辅之母作墓志铭，未书钱得甲科（中进士）及官通判事，钱不满，要求增入。王安石不同意，认为登甲科及当官并不足以使父母荣耀，因为这种事情，“苟粗知为辞赋，虽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7”即使“贵为天子”，而“不能行道”，也不值得一提。王安石还对钱说：我的文章不能改，如你一定要有所增补，就把文章还给我，你另请高明。〔见王安石《答钱公辅书》）[4]“王武恭”二句：指欧阳修《武恭王公神道碑》、《杜祁公墓志铭》、《黄梦升墓志铭》、《张子野墓志铭》。方苞认为，前两篇所记，虽为国公首相，文章篇幅极长，历数其官爵事迹，但并不动人心目。倒是后两者俱为作者朋友，虽无高官显迹可记，写来却情辞并茂，颇为感人。[5]在文言文：就文论文。[6]煎：熔炼。[7]“《史记》”三句：意为《史记》、《汉书》里的文章多长篇，那是因为所写的事情本来就很大，而不是由于作者不懂得文章需要简洁，巨细不遗地桩桩件件都要写到。
此文主要论古文“义法”的一个方面：精练。文中指出，“文未有繁而能工者，如煎金锡，粗矿去，然后黑浊之气竭而光润生。”在意思上，与《古文约选序例》所谓“澄清之极，自然而发其光精”，是一致的。作者提出精简的原则，对于记人，在于选材以表现人物的精神品格为准，而不必去琐琐罗列其官职功业；抓住了精神品质中最有光彩的东西，便能情辞动人心目。作者的一些记人的“传”、“志”，是这一原则的很好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