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论下

  言兵无若孙武,用兵无若韩信、曹公。武虽以兵为书,而不甚见于其所自用。韩信不自为书,曹公虽为而不见于后世。然而传称二人者之学皆出于武,是以能神于用而不穷。窃尝究之,武之十三篇,天下之学失者所通诵也。使其皆知所以用之,则天下孰不为韩、曹也?以韩、曹未有继于后世,则凡得武之书伏而读之者,未必皆能办于战也。武之书,韩、曹之术皆在焉。使武之书不传,则二人者之为兵固不戾乎。武之所欲言者,至其所以因事设奇,用而不穷者,虽武之言有所未能尽也。驱市人白徒而置之死地,惟韩信者然后能斩陈馀;遏其归师而与之死地,惟若曹公者然后能克张绣。此武之所以寓其妙,固有待乎韩、曹之俦也。谲众图胜,而人莫之能知;既胜而复谲以语人,人亦从而信之不疑。此韩信、曹公无穷之变诈不独用于敌,而亦自用于其军也。

  盖军之所恃者将,将之所恃者气。以屡胜之将,持必胜之气以临三军,则三军之士气定而情安,虽有大敌,故尝吞而胜之。韩信以数万之众,当赵之二十万,非脆敌也,乃令裨将传食曰:“破赵而后会食。”信策赵为必败可也,而曰必破而后会食者,可预期哉?使诚有以破赵,虽食而战,未为失赵之败也。然而韩信为此者,以至寡而当至众,危道也。故示之以必胜之气,与夫至暇之情,所以宁士心而作之战也。曹公之征关中,马超、韩遂之所纠合以拒公者,皆剧贼也。每贼一部至,公辄有喜色。贼既破,诸将问其故,答曰:“关中长远,若贼各据险,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其皆集,可一举而灭之,是以喜耳。”袁绍追公于延津,公使登垒而望之曰:“可五六百骑。”有顷,复白骑积多,步兵不可胜计。公曰:“勿复白。”乃令解鞍纵马待焉。有顷,纵兵击之,遂大破绍,斩其二将。夫敌多而惧者,人之情也。以曹公之勇,而形之以惧,则其下震矣,故以伪喜、伪安示之。众恃公之所喜与安也,则畏心不生,而勇亦自倍,此所以胜之也。故用兵之妙,不独以诈敌,而又以愚吾士卒之耳目也。

  昔者创业造邦之君,盖莫盛于汉之高皇。考其平日之智勇,实无以逮其良、平、信、越之佐。然其崛起,曾不累年诛秦、覆楚,遂奄天下而王之。曹公之资机警,挟汉以令天下,其行兵用师、决机合变,当日无与其俪也。然卒老于军,不能平一吴、蜀,此其故何也?议者以其持法严忍,诸将计画有出于己右者,皆以法夷之,故人旧怨无一免者,此所以不济。嗟夫!曹公残刻少恩,必报睚眦之怨,真有之矣。至若谋夫策士,收揽听任,固亦不遗,未尝深负之也。盖尝自诡以帝王之志业,期有以欺眩后世。然稽其才,盖亦韩信之等夷。而其遇天下之变,无以异于刘、项之际。刘备、孙权皆以人豪,因时乘变,保据一隅,而公之诸将皆非其敌。至于鞭笞中原,以基大业,皆公自为之。而老期迫矣,此其为烈与汉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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