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论

  唐以陵夷蹙弱,遂亡天下,而真主未兴,五代之君遂相攘取,朝获暮失,合其世祀,不数十年。自古有国,成败得丧,未有如此之亟者。然窃观之,莫不皆有所以必至之理也。

  梁祖起于宛朐群盗之党,已而挟听命之唐,鞭笞天下,以收神器,亦可谓一时之奸雄。然及其衰暮,而河、汾李氏基业已大,固当气吞而志灭之矣。借使不遂及于子祸,则其后嗣有足以为庄宗之抗哉?此梁之亡不待旋踵也。后唐武皇假平仇之忠义,发迹阴山,转战千里,奄践汾晋。及其子庄宗,以兵威霸业,遂夷梁室而王天下,可谓壮矣。然天下略定,强臣骄卒遂至不制,一倡而叛之。不及反顾,而天下遂归于明宗。至于末帝所以失天下者,犹庄宗也。夫以新造未安之业,而有强臣骄兵以乘其失政,其能自立于天下乎?晋人挟震主之威,乘衅而起,君父契丹,假其兵力以收天下,易若反掌。一朝嗣主孱昏肆虐,而北人骄功恃强,殚耗天下不足以充其要取之欲,乃负反之。及其所以蒙祸辱者,不可胜言。观其所以自托而起者如此,则晋安得而后亡哉?汉祖承兵戈扰践之馀、生灵无所制命起,视天下复无英雄,慨然投袂而作者,乃建号而应之。而天下之人无所归往,亦皆俯首听役于汉。然一旦委裘,而强臣世室已不为幼子下矣。故不胜其忿,起而图之,侥幸于一决。而周人抗命,卒无以御之,而至于亡。周之太祖、世宗,皆所谓一时之雄。而世宗英特之姿,有足以居天下而自立者。然降年不永,孺子不足当天之眷命。而真人德业日隆,已为天下之所归戴,则其重负安得而不释哉?由是观之,自梁以迄于周,其兴亡得丧,世祀如此,安足怪哉?皆有所以必至之理也。

  又尝究之,若唐之庄宗与夫末帝,皆以雄武壮决转斗无前,摧夷强敌,卒收天下而王之,非夫孱昏不肖者也。然明宗之旅变于邺下,晋祖之甲倡于并门。彼二王者,乃低摧悸迫,儿女悲涕,垂颐拱手,以需死期,无复平日万分之一者,何也?有强臣骄兵以制其命。唯至乎此,始悟其身之孤弱,无以自救之也。

  夫以功就天下者,常有强臣;以力致天下者,常有骄兵。臣非故强也,恃勋赏之积而卒至于强;兵非故骄也,恃战役之勤而卒至于骄。故古者拔乱定倾之主,不忧天下大计之不集,而深虞大臣之或强,战士之或骄。故常先事而董治之,使其操制常在于我。是以天下既集,而国家安强;举而遗之冲人弱息,而变故不作。彼以乱继乱者则不然:方其图天下之即集也,日责功于将,而责战于士。责功之亟,则凡所以酬将者未尝恤,其或至于强;责战之切,则凡所以抚士者未尝病,其或至于骄。是以天下略定,强臣倚骄兵而睥睨,骄兵挟强臣而冀望。一旦相与起而迫之,反视其身,彷徨孤立,而大事且去。则虽有平日壮决之气,持是而安归哉?此唐之庄宗、末帝所以失天下者,由此故也。嗟乎!图天下于亟集,而不计其既集之利害者,终亦亟亡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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