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诗宗

  中国历史悠久,诗人辈出,多如繁星。因受规模和条件限制,能写入文学史的诗人,是极少的。以清代诗人为例,正处在筹备阶段的《全清诗》,“初步测算作者总数约为十万家,成书则当在一千册以上。”近人徐世昌辑《清诗汇》,收清代诗人6100余家,得诗27000余首。而能进入《中国文学史》的清代诗人只占《清诗汇》诗人总数的千分之三、四。中国社科院编三卷本《中国文学史》论及的清诗人仅16人;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论及的清诗人仅19人;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论及清诗人也只有28人。如此之少的清代诗人入《中国文学史》,而张船山即为其中之一,足见船山在清诗史上的重要地位了。
 
  在各种通行清诗选本中,船山诗也占有突出地位。清代光绪五年(1879)刊印的《国朝全蜀诗钞》(孙桐生辑选),规模宏大,体制精严,是清代蜀选本中集大成者。该书共64卷,计选诗人362人,存诗5900余首,其中张船山诗入选最多,独占6卷,入选诗作近600首,已是《船山诗草》的五分之一,占《国朝全蜀诗钞》的十分之一,“犹以未获尽登为憾。”可见船山在孙桐生的心目中是大头,就全清诗人而论,蜀诗人中能跻身于第一流的,也只有张氏一人而已。李朝正先生云:“乾嘉年间的性灵派在华夏拥有诗人之众,是过往的许多诗派无法比拟的,而巴蜀诗人恰恰是通过张问陶的作用,直接或间接地带领一批诗人,影响着一批诗人。因而,活跃在诗坛,齐集在张问陶周围的蜀中诗人都崇尚性灵,……形成了众星拱月、群星灿烂之势,迎来清代巴蜀诗歌中最为壮观的黄金时代。”
 
  近人徐世昌辑《清诗汇》,计200余卷,是清诗选本中影响大、声望高者。该书入选船山诗37首,为蜀中诗人入选最多者。其他蜀中诗人,如李调元入选4首,彭端淑1首,费密8首,张问安11首,卓秉恬1首,刘沅1首,张鹏翮2首,刘光第7首……。在乾嘉时期全国性诗人中,张船山入选量仅次于袁枚(41首),而高于其他乾嘉著名诗人,如黄景仁34首,洪亮吉33首,蒋士铨27首,赵翼22首,宋湘9首,舒位25首,吴锡麒13首,孙原湘23首,郭频伽14首,姚元之10首,石韫玉6首,王昙4首,黄丕烈1首,顾翰9首,王学浩6首,王芑孙19首,崔旭5首,屠倬9首,杨芳灿17首,黎简34首,陈文述5首,吴嵩梁5首,朱文治9首……。可见,船山在乾嘉诗坛地位之显赫。
 
  当代著名清诗选本,也给船山崇高地位。如钱仲联《清诗三百首》(1985年岳麓书社版),选张船山诗3首,仅低于袁枚(5首),而高于赵翼(2首),蒋士铨(未选)、洪亮吉(1首)、吴锡麒(2首)等人。陈祥耀《清诗精华》(199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选张船山诗8首,比乾嘉其他诗人多,如袁枚7首,宋湘4首,蒋士铨4首,洪亮吉3首。李梦生《律诗三百首》(200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选张船山律诗3首,高于袁枚(2首)、赵翼(2首)、龚自珍(2首)。该书中选清诗人3首及以上者仅10人,船山即其一,可见张船山是清代律诗写得最好的十大诗人之一。
 
  出版的清代诗歌史及辞典,如朱则杰《清诗史》、严迪昌《清诗史》、霍有明《清诗史》、刘世南《清诗流派史》、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清代卷)、胡传淮《张问陶年谱》《张问陶研究文集》等,都给了张船山以充分的肯定。
杨世明先生在《巴蜀文学史》(巴蜀书社2003年版)中,列专节以《性灵派大家张问陶》为题,评述船山诗作及贡献,并云:“乾嘉时期是清代巴蜀文学最繁荣的时期……。这一阶段最辉煌的一页,是产生了大诗人张问陶。”又说:“从汉代以来,巴蜀出产了司马相如、扬雄、陈子昂、李白、苏洵、苏轼、苏辙、虞集、杨慎、张问陶这十大文学家,他们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名人。迄今为止,几乎任何中国文学史,都要对上述十人的文学成就作出介绍。”
 
  张船山是诗、书、画三绝奇才,当时名震海内、群相敛手,有的诗人写诗作文,自愿化为妇人,为他效力,甚至作为他的妻妾侍奉他。其诗作,对后世影响深远。晚清诗人易顺鼎(1858-1920),幼奇慧,有神童之目,诗作多至万首,“自谓为张船山后身”。南社诗人柳亚子(1887-1958),有诗云:“猛忆船山诗句好:白莲都为美人开。”梁启超在《饮冰室文集》中,讲述了张船山在山东任主考的故事;《海上花列传》中,写不少人照张船山诗意做诗;张恨水在小说《春明外史》里,让主人公杨杏园步和了张船山的八首七律《梅花》诗,引得人们纷纷寻找《船山诗草》来读。可见,船山诗影响之大。
 
  著名古代文学研究专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扬忠先生在《张船山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中说:“张船山不单是西蜀诗人之冠,而且是清代中期全国诗人之冠,对他进行研究,继承他的文学遗产,乃是全国学者的分内之事。”龙洲剑客在《烟波谁识旧船山》中说:“张船山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应当是不输于思想史上的王船山。”“象张问陶这样一往情深地在诗歌中倾吐自己最真诚的生命感悟的人,古往今来恐怕也不多吧!在他之前有杜工部,在他之后只有郁达夫。”“‘江右三大家’中,从袁枚到赵翼、蒋士铨,无论在才气还是诗歌的造诣上都未必一定胜过张问陶。”“就诗论诗,张问陶是绝对不输于‘三家’的”;“张问陶在诗界中就象金庸武侠小说里独立于正统门派之外时隐时现的绝顶高手,别人只能偶尔识得其踪迹,却少有人有耐心与诚心去探寻他的踪影。”著名学者张永义在《感伤时代的人生幻灭——读<船山诗草>》中说:“恰恰是黄仲则与张问陶(字仲冶,号船山)代表了清朝中叶的最高诗歌水准。正如同一时代的德语文学有歌德与海涅,如果18世纪封闭的国内文坛,失去了‘二仲’的痛饮高歌,那么,我们的阅读一定会显得枯燥无味。”“我觉得生活在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的张问陶,处境更艰难,他的内心所体会到的深层幻灭感比起我们这些200年后敲击键盘的文人要更具体更疼痛,因为那是整个封建王朝的夕阳残照,他把墨汁和胆汁混合,轻轻一抹,给那个感伤的时代画上了苍凉的休止符。”此乃不刊之论。[7]  综上所述:张船山在清代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不仅是清代蜀中诗冠,也是清代乾嘉诗坛大家,一代诗宗,是清代第一流的诗人和著名诗学理论家,是性灵派后期的主将和代表人物。
 
  以上摘自胡传淮《刍议张船山在清诗史上的地位》一文(发表于《西华大学学报》2005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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